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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彥宏：說百度拿谷歌技術來用這很不公平

　　中國的十幾億人中大部分是普通人，他們是最弱勢、最需要幫助、最需要被服務的一群人，而我們所做的產品、所提供的服務就是要讓最多的人從中受益。

　　百度成立之前，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能如此便捷地獲取信息。

　　我的理想是用技術改變世界，通過技術讓人更便捷地獲取信息。

　　訪問者：蘇小和

　　受訪者：李彥宏

　　多年以來，那些攻擊百度的人，都拿商業模式來說事，以為百度的競價排名和企業公關過濾有道德缺陷，其實，百度一直面臨核心技術和自我審查的市場審視，才是他的最大軟肋。比如，眾人以為，百度不過是剽竊了谷歌的一些基本技術和商業模式，所謂建設中國特色的搜索技術，就是把谷歌的理論和中國實踐結合起來；還比如，百度不得不進行大量的信息自我審查，以至于到最后，百度帶給用戶的，首先是連篇累牘的廣告頁面，那些真正有價值的信息，反而被遮蔽在旮旯里。

　　可是，那些坐在電腦前面的、大多數的中國面孔并不知道這樣的現實，或者他們本來就沒有升起一種海量的信息需求，或者他們以為搜索過濾，本就該如此。記得當三聚氰胺鬧劇出來之后，百度是有過麻煩的。

　　我所了解的李彥宏，每次面對紛爭，都是一副言辭謹慎的模樣。面對尖銳的提問，他甚至像一個外交官，大而化之，立場鮮明，他不會留下不利于生意的口實，因為他知道，自己只是一個生意人，一個在中國賺錢的生意人。

　　平心而論，生意人向環境妥協，向市場妥協，是一種理性的態度。在一個金錢至上的時代，企業家階層是最具有妥協精神的一群人，賺錢才是商人的第一目的，任何一個公司如果不以盈利為目的，顯然不是一個卓越的公司。

　　從市場的分工命題看，這樣的表述當然合理，但凡事總得有個底線。所以，萬科給自己設定的底線是不行賄，微軟給自己設定的底線是不剽竊。這些所謂的底線，看似簡單，其實做到極難。

　　那么百度的底線是什么呢，沒有人知道。 據《南都周刊》報道

　　在維護公眾知情權方面 百度發揮了非常正面的作用

　　記者：沈南鵬(紅杉資本中國合伙人)說，作為上市公司面對的一個新課題就是維護公眾的知情權。在這方面，你們有什么經驗可以分享？如果沒有環境的限制，你們可能做得更大，走得更遠。

　　李彥宏：在這方面，我們發揮了非常正面的作用。百度成立之前，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能如此便捷地獲取信息。當時，絕大多數互聯網都使用英文。當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東西，在百度可以找到，而在百度找不到的東西，在其他地方也幾乎找不到時，使用百度的人就越來越多。今天，百度收錄的中文網頁超過150億個。最近，谷歌CEO說未來五年，中文有可能變成世界上的第一大互聯網語言。

　　那么，我們能不能做得更好？當然可以，并且還有很多事可做。創立的時候，我們只有5個工程師，現在發展到2000多人。這么多工程師，他們每天的忙碌是為了什么？還是為了讓公眾更便捷地獲取所要信息，而這也是百度的理想。

　　如果傷害了社會 錢會離你越來越遠

　　記者：在中國做企業很不容易，因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，企業家是一個具有妥協性的階層。有句老話“和氣生財”，企業家的第一目標是盈利，因此不應該和環境過于沖突。不知道你與市場有著怎樣的妥協？

　　李彥宏：我并沒有將這些東西看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但我們確實碰到了類似的問題，為什么大家不能理解我的做法呢？舉個例子，十年前，甚至更近的時候，在國內，黑客經常被當做英雄來宣傳，甚至出現“紅客”的說法。百度在成長過程中也遭遇過黑客的騷擾與攻擊，我們的服務甚至因此而出現了短暫的中斷。如果讓公安局去抓捕黑客，那是很困難的。首先，當時他們在技術上難以做到；其次，大的輿論環境并不支持。因為公眾并不認為黑客就是罪犯，反而覺得他們是技術高手，是英雄。公眾的這種觀念對我們的發展造成了一些困擾。記者：因為泄露了客戶的個人資料，楊致遠曾經在美國國會向一個中國的用戶道歉。當時就有一個議員問他，作為企業家，你除了賺取大量的鈔票外，難道就沒有其他的追求？難道你的人生僅僅是將企業做大？面對這樣的問題，你會怎么回答？

　　李彥宏：其實，美國的政治也很功利，尤其是在議員的層面，他們的所作所為，他們的言論基本上是為他的選票而設計的。比如，這個議員的提問，我相信這并不是他發自內心的話，而是說給選民聽的。

　　作為企業家，我們應該做企業家該做的事，而不是政治家該做的事。但這并不意味著，企業家一定要將賺錢放在首位。如果市場比較合理，那么賺錢就應該只是副產品。也就是說，當你的企業做好了，對社會有所貢獻了，錢就會自然而然地流入你的口袋。但如果對社會產生了壞的影響，傷害了社會，那么錢就會離你越來越遠。這是一個正常、合理的市場經濟體制所帶來的效應。現在，我們所面臨的環境不能說已經完美，但已經越來越接近這個狀態。

　　只需要琢磨普通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

　　記者：在搜索引擎工具的選擇上，社會上有一個約定俗成的現象，那就是，有自主意志的人不太愿意使用百度，而選擇其他的搜索引擎。對此，你怎么解釋？

　　李彥宏：其實，我不需要解釋這個現象。我的理想是用技術改變世界，通過技術讓人更便捷地獲取信息。所以，在實現這個理想的過程中，我不需要刻意去思考哪類人是我要爭取的。我要做的就是，讓遠在新疆種地的農民能像大都市里的人一樣，想知道什么他就立刻能便捷地知道。這是我致力去解決的一個問題。

　　我們的產品設計也完全體現了這個理念，只需要琢磨什么產品和服務是普通老百姓真正需要的。貼吧、知道、百科就是以這樣的出發點設計出來的。比如貼吧，已占百度10%以上的流量，但它的用戶相對來說比較草根。但這有什么錯？中國的十幾億人中大部分是普通人，他們是最弱勢、最需要幫助、最需要被服務的一群人，而我們所做的產品、所提供的服務就是要讓最多的人從中受益。

　　說百度拿谷歌技術來用這很不公平

　　記者：但有人說，百度所奉行的是拿來主義，就是將谷歌的技術拿過來使用。你覺得，這一說法對你公平嗎？

　　李彥宏：這是很不公平的。這里有點細節的東西。1987—1991年在北大讀書的時候，我的專業就是信息管理，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就在研究與搜索引擎相關的技術。到美國讀書后，更是接觸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搜索引擎技術，那時叫信息檢索技術。雖然，那時互聯網意義上的搜索引擎還沒有誕生，但這套技術其實已有幾十年歷史，而美國一直站在這個領域的最前沿。1996年的時候，我發明了“超鏈分析”，這是1999年之后，世界主流搜索引擎都采用的一種搜索引擎技術。1998年，在硅谷我也是第一個將長遠分析理論和技術運用到搜索引擎的。那時，谷歌還不是一家主流搜索引擎企業，但他們已經在開始使用這套東西。

　　2000年，我做百度的時候，谷歌仍然不是一個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公司，我們也沒有想去學它。現在，從我們的產品中，就可以看出我們與谷歌在指導思想上非常不同。比如2003年12月，我們創辦第一家貼吧。再早期的時候，大家對中文人名沒有進行過認真考慮，比如，“王志”和“王志東”本是兩個不同的人，但在英文搜索技術中，人們在檢索“王志”的時候就會出現“王志東”的相關信息，因為它們是相互匹配的。

　　我關心很多事情但我能做的還是我的事業

　　記者：為什么對同一詞條，百度與其他搜索引擎出來的結果不一樣呢？

　　李彥宏：這個問題，我沒法給出精確回答。因為對于每一個檢索詞，在其背后的檢索過程中，哪一步起到了關鍵作用，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。我們一直致力于搜集最多、最全的信息索引，但在實際操作中，用戶可能會發現相反例子。

　　比如，在百度，檢索詞越長，用戶找到的檢索數目就越少。因為，我們認為用戶檢索的所有詞語都應該出現，這樣才能確保檢索的精確性。但在谷歌或西方的搜索引擎，檢索詞越長，檢索到的信息就越多。它們認為，與檢索詞中任一詞語相關的信息都應該出現。換句話說，百度采用的是“與”邏輯，而谷歌或西方的搜索引擎采用的則是“或”邏輯。對用戶來說，檢索結果數量的多少并沒有太大價值，最關鍵的是，他想要找的東西找到沒有。

　　記者：我印象中，北大畢業的學生都比較有使命感，比較有社會責任心，參與意識也很強，但在你身上，我看到的更多是工具理性，更多是踏踏實實做事。

　　李彥宏：我還是挺有激情的，雖然不能說憂國憂民，但還是在關心很多事情。只是對我來說，我所能做的最大的事情還是管理好公司，還是在我所從事的這個事業。成天去對別人品頭論足，這并不能夠改變什么。